加强党建组织高质量科研******
【自立自强·大家谈】
作者：张丽萍（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党委书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科技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等 ，对科技界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科研院所 是科技创新 的基本组织单元 ，应该如何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最高效率地组织科研活动 ，这 是我一直在思索 的问题 。
我的体会 是 ，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研究所高质量发展 、组织高质量科研 。
一是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 。经济社会发展 ，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对我们提出了殷切 的期望 ，让我们感到沉甸甸的责任感 、使命感和紧迫感 。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心系“国家事” 、肩扛“国家责” 的使命担当 ，引导科研人员从“我要做什么”积极向“国家需要我做什么”转变 ，从科研规划、科研方向、科研选题、科研目标等入手 ，主动对标对表“四个面向”要求和“充分体现国家意志、有效满足国家需求 、代表国家最高水平”创新价值标准，保证科研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创新发展 。
二 是进一步强化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近年来，中科院理化所强化党建引领 ，促进党建工作与科研业务深度融合 ，为重大任务攻坚、重大成果产出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比如，针对承担 的航天低温制冷机等重点研制任务，提出“三线工作法”，在“管理线”和“技术线” 的基础上 ，增设一条“思想线”，将党的基层组织有机融合到科研攻关 的组织体系中 ，把党建工作落实到科研最前线 ，党组织在重大任务中既把握政治性和原则性，又能及时解决遇到 的思想问题和急难愁盼问题，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再如，为加快大型低温制冷设备 的自主研制 ，研究所成立了以我国低温研究 的开创者洪朝生冠名 的青年突击队 ，凝聚和激励青年科技人员弘扬科学家精神 ，瞄准国家需求，勇担重任、攻坚克难 ，已经取得重要 的阶段性成果 。未来 ，研究所将不断探索党建引领科技创新 的方式方法，筑牢战斗堡垒 ，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
三是进一步发挥模范引领作用。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广大科技人员刻苦钻研，集智攻关，也要发挥模范引领和典型示范作用 ，讲好科学家故事 ，弘扬科学家精神 。在工作实践中 ，我们倡导科研人员心怀“国之大者”，把个人的“小我”融到实现科技强国的“大我”之中 。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组织党员过“政治生日” ，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科技攻关 的关键时刻亮身份、见行动 。同时注意挖掘各类先进典型，评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职工 、巾帼风采奖 、五四先锋奖 、我最喜爱 的导师 、理化工匠等奖项 ，以身边人身边事示范引领 ，着力在研究所内形成争做先锋 、争做模范 的良好创新氛围 。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作为 。党对科技事业发展 的全面领导 ，为科研院所 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面向未来，我们将坚持以党 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中科院提出 的“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努力”目标要求 ，切实抓好二十大精神的落地见效，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 的组织力和战斗力 ，激发广大科技人员 的创新热情，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研究所高质量发展，努力产出重大科技成果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科技人应有 的重大贡献。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6版）
一题而三命意 的《伶官传序》******
作者 ：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 、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 ，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 的疑问 ，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 。如流行甚广 的朱东润主编 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 的题解 ，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 ，“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 ，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 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 ，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 的教训”， 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 ，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 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 ：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 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 ，后两处 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 ，确实都属于“人事” 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 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 的 。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 ，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 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 ，提出了与“天命”相对 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 是说 ，相对于纷繁复杂 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 的 ，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 的一个概念 ，把传统 的认同“天命” 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 的内容 。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 ，《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 ，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 ，逸于居安 ，忘栉沫之艰难 ，狥色禽之荒乐 。外则伶人乱政 ，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 ；征搜舆赋 ，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 。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矧咸有之 ，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 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 ，正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 的“人事”中，强调了人 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 的宏观 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 的中观层面 。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 的 ，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 ，大水害民田 ，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 ，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 ，大明 、兴庆宫楼阁百数 。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 。”庄宗曰：“吾富有天下 ，岂不能作一楼 ？”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 ，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 ？”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 ，虽祁寒盛暑 ，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 ，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 ：“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 ，艰难逸豫 ，为虑不同 ，其势自然也 。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 ，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 。终遣允平起楼 ，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 ，无异皇居 ，安知陛下之热 ！”由 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 的鲜明对比 ，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 ，而不听忠臣进谏 、尽受小人蛊惑 ，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 。《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 ，胡三省加注感叹说 ：“郭崇韬之言 ，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 ，“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 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
值得注意 的 是 ，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 ，但文章从《尚书》中 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 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 ，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 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 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 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 ，这第三处 的观点句 ，就 是微观了（尽管结尾 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 的递进关系时 ，我们都 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 ，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 ，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 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 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 ，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 的普遍性 、规律性之理 ，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 ，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 ，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 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 ，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 ，也就 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 的变化”。唐以前 的人们习惯认为 ，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 ，对君王犯下 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 ，所谓“天谴事应” 。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 。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 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 ，并对此有所质疑 。在“五行志”中 ，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 ，所以他们编写 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 。”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 的自然之理，正 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 的桥梁 。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 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 ，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 ，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 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 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 ，才 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 的事 ，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 的史论中 ，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 ：“呜呼 ！”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