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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融合 、双向互动 ：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 ：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 ，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 ，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 ，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 。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 的正题来略加概括 。“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 ，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 的界限，而 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 ；“双向互动”指 的 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 。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 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 的学者 ，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 ，相互切磋、交流 ，以期增进历史知识 的获取和呈现 。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 的学科 。19世纪末于 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 的著作 ：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 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 的方法和本领 。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 、地理学 、社会学和心理学等） 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 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 ，希望借助社会科学 的方法，对历史演变 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 、军事史为主 ，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 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 的潮流 ，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 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 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 的综合解释。换言之 ，他们不满足只 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 ，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 ，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 ：政治史 、事件史和人物史 ，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 ，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 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 。二战之后 ，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 。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 ，而大西洋彼岸 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 的研究 。到了70年代 ，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 、劳工史研究 的热潮。此时 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 ，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 、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 。布罗代尔 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 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 。在兰克学派 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 的研究 。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 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 ，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 ，为其写史 ，这些尝试 ，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 ，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 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 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 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 。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 ，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 。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 ，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 ，以小见大 ，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 、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 ，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 ，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 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无疑探讨的 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 ，但他描述 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 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 的形成。汤普森 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 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 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 。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 的跨学科特点 ， 是妇女研究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 、政治 、社会 、人文 、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 ，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 ：一个有用 的历史研究范畴》 ，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 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

　　同时 ，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 的兴起 。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 的对象 ，从之前 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 的区分和界限 。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 的方法 ，如家庭史 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 。身体史、儿童史 、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 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 ，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 、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 ，这些流派之间 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 ，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 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 。在开展情感史研究 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 ；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 的例子就是环境史 、气候史 、动物史 、“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 ，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 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其主题发言的重点 是“动物史和人类史 的交互演进” ，共有四个场次 ，分别是“动物 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 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 的活动 。而环境史 、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 ，更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 ，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 ，走向“后人类的史学” 。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 、畛域不明 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 的思潮 ，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 的发展趋势 ，那就是历史知识 的获取和表述 ，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 ，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 ，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 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 ，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 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 ，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 的情形 ，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 ，对史学工作者 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 ，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 的互动 ，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 。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 ，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 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 的《蒙塔尤》 ，情节曲折生动 ，很具吸引力 。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 、普及知识 的意图 。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 ，而是有着双方 的沟通和交流 。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 ，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 。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 ，便 是显例 。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 的视角之外或之下 ，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 ，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 。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 ，不让其遗忘 ，但其保存 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 。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 的概念 ，试图将人们对过去 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 ，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 ，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 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 ，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 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

　　公众史研究 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 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 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 的魅力 。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让网络购药更安全更便捷******

　　随着药品网络销售活动日趋活跃 ，足不出户在网上购买常用药、急用药 ，成为很多人 的新选择 。相比线下售药 ，网上药店往往没有实体店铺，购药时也没有药师当面指导 ，销售行为 的监管难度更大，因而更容易出现用药安全风险 。近年来 ，网上违规出售处方药、非法销售违禁药的情况时有发生，需要加强对药品网络销售 的监管。

　　12月1日，《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施行。从规定“药品网络销售企业应当按照经过批准 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经营”，到指出“通过网络向个人销售处方药的，应当确保处方来源真实、可靠，并实行实名制”，再到强调“第三方平台应当加强检查，对入驻平台的药品网络销售企业 的药品信息展示、处方审核 、药品销售和配送等行为进行管理”，《办法》为药品网络销售提供了更加明确 的合规指引，对于进一步规范药品网络销售行为，保障网络购药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将《办法》落到实处，全面做好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严查违法行为 ，维护药品网络销售秩序。

　　网上药店资质审核和销售行为监管需强化。药品网络销售主体类型多、数量庞大 ，推广和展示方式复杂多样 ，监管难度比实体药店更大 。《办法》规定，“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对药品配送 的质量与安全负责”“应当完整保存供货企业资质文件 、电子交易等记录”。网上药店基本都有线下实体企业和仓库 ，加强对网上药店的资质审核和药品检查 ，就抓住了药品网络销售监管 的“牛鼻子”。抓好药品网络销售全过程监管 ，确保每一笔交易有留痕 、可追溯 ，如有违法违规问题就可以实现快速倒查 。

　　处方药网络销售需从严、从紧管理。我国对非处方药和处方药有着严格 的分类管理 ：非处方药使用比较安全，不需要开具处方即可出售 ；处方药对人体具有潜在危险，违规出售造成 的用药安全风险更大，必须在医生开具处方后方可出售 。《办法》规定，“处方药销售前 ，应当向消费者充分告知相关风险警示信息 ，并经消费者确认知情” ；销售处方药的药品网络零售企业“相关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5年 ，且不少于药品有效期满后1年”。药品网络销售监管要突出处方药销售这个重点，遵循经营监管“线上线下一致性”原则，加强处方审核 ，严厉打击伪造处方 、随意开具处方等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方平台应担负起管理和监督责任 。第三方平台面向大量消费者 ，进驻 的药店多、药品销量大 ，容易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办法》对第三方平台建立药品质量安全管理机构 ，配备药学技术人员 ，建立并实施药品质量安全、处方审核 、不良反应报告等管理制度做了详细规定 ，并要求对申请入驻的药品网络销售企业资质 、质量安全保证能力等进行审核，对销售活动建立检查监控制度等 。第三方平台要完善内部管理，进一步加强专业能力建设 ，不断强化对进驻药店销售行为的监督，从而更好地履行平台管理责任。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办法》对药品网络销售法律责任进行了详细规定，加大了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监管部门须坚持“以网管网”，加强药品网络销售监测，发挥技术手段在保障药品质量安全方面的突出优势 ，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厉查处 。药品网络销售企业 、第三方平台要把药品安全放在首位 ，落实主体责任，加强行业自律。统筹协作 、共管共治，一定能持续提升药品安全治理水平，让网络购药更安全 、更便捷。

　　申少铁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